当了15年乡村教师，这几年，甘肃省秦安县陇城学区许墩小学的赵玉鹏感觉自己的“幸福指数”与日俱增。

职称评了、工资涨了、还被提拔为校长……好事一件接一件，但更让这位年轻的教育工作者感到高兴的是，山区村小的教学质量上去了。

孩子们的脏脸蛋没了，穿着整齐了，校园也变得干净整洁;课堂内外，师生之间的交流同样变多了，一些活泼的孩子还会用英语、网络流行语跟教师打招呼、开玩笑……这些变化，都让赵玉鹏满心欢喜。

这得益于当地探索的乡村学校“教育园区+走教”模式。

在陇东南黄土高原腹地，陇城镇是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最偏远的乡镇，20个行政村零零散散分布在河两岸的大山里。曾几何时，这里是秦安县基础教育最薄弱的乡镇。

2015年，秦安县在陇城镇建成集食宿、办公、管理于一体的陇城教育园区，覆盖全镇基础教育学段所有学校。“走教+园区”的乡村教育实践就此开启了!从此，乡村学校的教师住在镇上的教育园区，每天坐校车去学校上班，工作和生活面貌很快变了样儿。

困境

起初，“走教”只是一个应对现实困境的无奈之举。

秦安县，曾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，县域内山大沟深，梁峁交错，偏远乡村的基础教育尤为落后。陇城镇是该县东北部最为偏远的乡镇，距县城70多公里，情况更加严峻。

除了镇上的中心学校，陇城镇其他学校都在大山深处。离镇子远、来回不便，教师们也大都住在学校里。“在村上工作，不仅要跨越弯弯绕绕的山路，还要与孤独、寂寞、清贫、辛酸为伴。”赵玉鹏说。

2006年刚参加工作时，赵玉鹏也住在学校，宿舍环境简陋，仅能摆放一张硬板床和一张桌子，没多余的地方，他连被褥都不敢带得太厚，可山上海拔高、露水又重，睡一觉起来，着凉是常事。

工作几年后，赵玉鹏结婚生子，把家安在了十几里外的镇子上，便开始每天两头跑。“先步行、后来骑摩托，可直到车子跑废了2辆，进村的路还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。”几年下来，赵玉鹏花了不少油费，还因路陡弯急出了几次小车祸。

工作生活在两头，吃饭也是一大难题。成家后，赵玉鹏早晚在家吃饭，但中午还得在学校凑合一顿。电炒锅没上市前，他用煤油炉子做饭。炉子忌风，放在室外，火力就不旺，并且费油，他只能在宿舍里炒菜下面。“常常是饭没吃到嘴里，人已经被烟熏火燎得没有了胃口。”回忆起那段往事，赵玉鹏有点儿心酸。

住校的女教师比赵玉鹏更“惨”。晚上，大山里寂静无声，一片漆黑，要去卫生间，女教师们只能结伴而行，偶尔还会被溜进校园的野猫野狗吓一跳。

“这样的环境下，教师们更多考虑的都是自己，比如中午吃什么、下班怎么回家，这势必影响教学的心思。”赵玉鹏说。在他刚入职的头几年里，逃离的念头始终萦绕在年轻教师们的心头。

教师不愿待，都想方设方调工作，这让学区校长头疼不已。“我们能理解教师的不容易，可也无能为力。”长期从事乡村学校管理工作，对于乡村教师的“逃离”，陇城教育园区主任王旭升看在眼里、急在心里，却无可奈何。

“体育课是跑圈，音乐课是听歌，美术课就是乱画。”王旭升清楚，乡村学校留不住教师，长此以往，教育质量肯定难以保证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更无从谈起。

眼见自家孩子和城里孩子的差距越来越大，家长们也乱了阵脚。那些年，在陇城镇各村，有的人将孩子带到自己务工的城市，有的人则把孩子送到镇上或县城借读。

“在镇上读书，家长就要陪读，每年至少要花1万多元，还浪费了一个青壮年劳动力。”王旭升算了一笔经济账。尽管如此，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、渴望孩子改变命运的农村家长还是愿意作出牺牲。而这直接导致了陇城镇因学致贫、因学返贫的家庭不在少数。

教师和学生的外流，也让山村学校陷入布点多、班额小、办学条件差，教师队伍不稳定、教育资源短缺、学生择校现象严重、教育质量低的“恶性循环”。

2014年，在陇城镇上袁村，村小从之前的完小变成了只有1、2年级的教学点;全校100多名学生只剩10多名，4名教师纷纷离开，只剩下即将退休的老校长杨春霞坚守岗位。两个班，1名教师，课程排不开，她便只能先去1个教室，安排同学们写作业，接着到另一个教室给孩子们上课。

面对这样的窘境，学区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找教育局多要一些特岗教师的名额，但这些教师还是留不下来——几年之后，不少人都会想着离开。一时，教师流失严重，师资力量不足，成为制约陇城镇教育发展的最大因素。

探索

2014年年初，我国启动精准扶贫战略，教育扶贫与开发纳入了精准扶贫战略中的重要选项。也是从那时起，陇城教育面临解难纾困、推动发展的重大契机。

为实现乡村教育资源的公平，“撤点并校”和“巡回走教”两种思路应运而生。考虑到陇城镇山大沟深、交通不便，村小撤并后学生上学路途远，安全隐患多等现实因素，最终，秦安县决定“逆向”行动，采取“资源共享、联合互动、集中住宿、巡回走教”思路，变学生“走读”为教师“走教”，学生不动教师动。

财政资金拿一点、项目资金整一点、社会人士捐一点，依靠这样的办法，秦安县委、县政府筹措资金2900多万元，于2015年建成占地15亩，总建筑面积11244平方米，分为住宅区、办公区和综合服务区3个区域的陇城教育园区。此间，爱心企业还捐赠了2辆依维柯、3辆五菱宏光，作为教师们走教的交通工具。

随着教育园区的建成投用，教师们的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只交了2万元的押金，赵玉鹏一家就搬进园区内一套83.26平方米的住宅。住进宽敞明亮的两室两厅新房，赵玉鹏感觉“像做梦一样”。

“不用交租金，个人只承担水、电、暖费用。”这样的优厚福利，一下缓解了赵玉鹏买房的经济压力，也让他把心留在了陇城学区。“搬进新家的一刹那，感受到的是久违了的师道尊严。”赵玉鹏说。

教育园区建成同期，园区管理委员会挂牌。作为这次全新教育实践的执行方，园区管委会创新机制，与学区两块牌子、一套班子，下设综合办公室、教研教改中心、后勤服务有限公司3个管理分支。

综合办公室负责编制园区每周工作日程、各学校教师派送、园区安保及日常工作;教研教改中心负责制订学区教育教学发展规划，探索新型办学模式，安排学区教师培训，组织教师集体备课，开展教学交流和教研教改活动,建立园区的教学资源库;后勤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教师住宿、各功能室的协调分配，教师食宿、车辆调配、财产财务管理、园区绿化卫生及供电、供水、供暖等后勤保障工作。

教育园区硬软件都已配备，学区也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：一张6米长、排了1668节课的课表，实现了全镇的小学教师资源集中调度;4条走教线路，组长加组员的分工，确保园区“走教”的良性运转;语文、数学、英语等主要学科教师固定走教，科学、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等学科教师巡回走教，探索解决学科教师短缺、师资力量不足，课程开不齐、开不足的难题。

自陇城教育园区建成，和赵玉鹏一样，有158名教职工入住园区。他们早上乘坐校车前往任教学校，晚上再回园区住宿，之前头疼的吃饭问题，也伴随“营养早餐”“营养午餐”工程的实施得到解决。

心无旁骛，教师将更多心思投入到了教书育人中。上课时，赵玉鹏会灵活把握课堂教学的主线，如在教学中通过直观、比较、发现等实践活动，启发学生用眼观察、动脑思考、动口讨论，从而使学生充分地理解课堂知识。课后，他也会按照学生学习状况，由易到难设计不同层次的练习，加深学生对新学知识的理解。

此外，赵玉鹏开始留心起每位同学的反馈，有针对性的给功课吃力的同学补课，家访也更加频繁，家访也经常和家长一起探讨如何密切家校合作，更好地教育孩子。

作为校长，他还会带领教师开展课堂教学“大练兵”活动，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反思，或组织一些主题学习、实践活动，让大伙儿在平等交流中取长补短、共同进步。学区也会在每周二、周四晚上开展集中教研活动，对教师进行集中培训，共享教育资源。

教育园区已然成了不少教师的“加油站”。31岁的杨刚工作5年，就被任命为一个教学点的校长。在他看来，自己的快速成长与园区营造的互学互帮的教研氛围息息相关。

围绕学科教研、小班教学、素质教育……每次研讨，教研教改中心都会确定主题，选有经验的教师来“传经送宝”。各学科组也会分年级进行集体备课，大伙儿集思广益完善课堂教学方案。每逢周二、周四，园区里总是灯火通明、气氛热烈。

为了方便教师互相学习借鉴教研成果，园区还建立了QQ群、微信群和个人空间，将优秀教学课例、教学叙事、教学课件等资源及时上传教学资源网，便于各基层学校教师们之间交流互鉴。

“听得多了、学得多了，我就慢慢从一个‘小透明’变成了活跃分子。”杨刚说，他还能在这样的探讨中，收获友谊，“每天带着快乐上讲台”。

生活在同一个教育园区，让年轻人最牵挂的婚恋问题也更容易解决了。工作紧张有序，生活无后顾之忧，更令杨刚开心的是，在园区举办的教研活动中，他与另一所学校的一名女教师相知相恋，在园区安了新家，如今，孩子都快1岁了。

为了让教师、特别是“双职工”教师没有后顾之忧，2018年9月，王旭升调任陇城教育园区担任园区主任后，他还主动为需要早起走教的教师接送起了孩子，以便他们能安心上班。

回流

一套改革创新的“组合拳”，让陇城教育园区的教师队伍稳定了，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。

近年来，赵玉鹏所在的许墩小学就先后迎来了13名固定走教的年轻教师，虽然每学年教师的工作会根据全镇的教学安排做调整，但当前还有6名走教教师、2名本村教师在岗。此外，还有多名巡回走教的教师给孩子们带来音体美课程。

出生于1991年的孟小鹏就是许墩小学固定走教的教师队伍中的一员。有着甘肃农业大学农业机械与英语专业双学士学位的教育背景，孟小鹏也有机会在县城周边的学校工作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来到陇城，从2018年起就承担着许墩小学英语、语文等科目的教学工作。

3年时间，孟小鹏边思考边学习，逐渐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的教育心得。他带孩子们看动画片、看日出、办英语角、打球、丢沙包。尽管看上去有些“不务正业”，但没有一个孩子因此成绩下滑，他们反而个个都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。

在杨刚担任校长的山王小学，22岁的县城姑娘李晓慧作为新鲜“血液”加入进来。去年，她考事业单位教师岗位时名列全县第十名，同样可以优先选择去县城周边学校任教，但考虑到自身职业成长，她还是决定来陇城“取取经”。

在陇城教育园区，李晓慧住进了近3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，房间南北通透，她十分满意，把房间收拾得干净又温馨。工作中，她同样力争上游，上学期当科任教师，这学期就主动请缨当起了班主任。

两位年轻教师的选择不是个案。这学期开学，王旭升就发现，陇城镇只有1名教师考到了县城里，而不少新入职教师，特别是特岗教师在择岗时，将陇城教育园区作为首选。

“目前，园区230多名教师的平均年龄是36岁，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占49.4%。高学历、年轻化、理念新等成为园区发展的后发优势。”王旭升说，这是陇城教育发展的希望所在。

随着一个个年轻的教师把心安在乡村学校，大山里的孩子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

在山王小学，父亲“在全国各地挖石油”，母亲在兰州打工，11岁的留守儿童张辉成了小伙伴眼中的“开心果”。而在之前，无人照顾的张辉总会感到学习吃力、交友困难。自从年轻的走教教师来到身边，课堂气氛、校园生活一下变得朝气蓬勃，张辉也慢慢找到了自信。如今，他不仅能照顾好自己，还能照看1年级的妹妹。

在许墩小学，4年级的许媚、王景妍、刘紫欣用英语谈论着自己的理想，尽管说得有些磕巴，发音也不标准，但在教师的引导下，她们一次比一次有进步。

许媚告诉记者，她的妈妈在学校食堂做帮工，当妈妈为教师同学端来午餐的那一刻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。因此，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厨师，“成为能带给别人快乐的人”。

王景妍、刘紫欣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，老人年纪大了，总生病，所以，她们想在长大后成为医护人员，帮家人战胜病魔。

在巡回走教时，音乐教师王昕也为学生们身上的变化而感动。有一次，一位女孩请求她教自己唱一首名为《听我说，谢谢你》的歌曲。王昕没有多想，利用3节课的课间休息时间，教会了她，随后，女孩借走了她的手机。后来，王昕才知道，马上到母亲节了，女孩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在外打工的妈妈。

“孩子们的眼神里有东西了。”王昕说，这是她当教师后最大的收获。这与她的付出密不可分。2020年，王昕带着二胡穿梭在赵山、许墩、崇仁3所学校，往返行程逾千里，为59名农村学生上了102节音乐课，教会了他们25首儿歌。

穿梭乡间小路，走教教师带来的不仅是琅琅的读书声、欢快的音乐声，还让散落各村的完小、教学点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。而这也让很多家长们心里多了“盘算”。

在许墩村，68岁的老人李明生再也不愿子女外出务工时带走孙辈。“现在家门口的学校办得好，娃娃们待在家里，吃得饱、穿得暖、有人管，不用去大城市‘受罪’。”从小在许墩村长大，这几年，看着身边的小学一天天好起来，李明生从江苏昆山接回了随务工儿子读书的孙子。

看到了乡村学校发生的巨大变化，很多年轻人也敏锐捕捉到了乡村振兴的“讯号”。

去年，31岁的王秉乾回到了村里，和妻子就近开了一家化妆品店，也将儿子王文华转回农村学校。“花销少了，收入高了，当家长也不会缺席孩子的成长。”王秉乾说，现在村里和城里一个样，再也不用费劲把孩子送到城里去。

一些数据佐证着王秉乾的说法。自走教推行以来，陇城学区已有68名流出的学生回到原学校就读。

一些新生家长也不再“择校”。比如，山王小学本学期就迎来了23名“新宝贝”——14名一年级新生和9名幼儿园新生，全校学生增加到83人。

截至目前，陇城学区下辖1所初级中学，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，5所完小，5个教学点，2个独立幼儿园，1个民办幼儿园学校。学区在校中小学幼儿园共计3828人，在秦安县17个乡镇中位列第一。

思考

“走教”改变着秦安乡村教育，曾经的教育洼地陇城学区的走教成果体现在方方面面。

最直观的是，6年级学生的学业测评成绩由2015年的全县第14名上升到2020年的第8名，园区内校际之间的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学科分差由原来的27分、38分、32分降低至目前的13分、15分、10分。

除了学习成绩，山村学校学生兴趣爱好也得到有效激发，行为习惯明显向好。陇城镇南七小学是个山区学校，近年来，不但组建了足球队，而且还积极参加各类比赛，曾在全县的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。

教师的进步更是不胜枚举。有人考取了研究生，有人频发论文，还有人在全省的教学竞赛中捧回大奖。更重要的是，教师们在“走教”模式中探索出来的“小而活、小而亲、小而精、小而美、小而趣、小而特、小而高效”的小班额教学模式开始生根结果。

据王旭升介绍，在陇城教育园区，一种适宜于超小班额的“同动同静”新复式教学方法已经被摸索出来，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在教师的合理调控下，同时进行直接教学和间接教学。

在陇城学区，还会不定期的把教学点的学生用校车接到川区大学校，和川区孩子一起上课、参加活动的“双走”模式也在尝试推进，“既锻炼了山区孩子的沟通、交往能力，开阔了眼界，又使两地孩子结下深厚的友谊。”王旭升说。

走教还降低了农村学校的教育成本。包括王旭升在内的不少教育工作者算过，如果把山区教学点学生撤并到规模较大的小学上学，学区需每天接送380余名学生上下学，需要校车14辆，费用为4200元。但现在，校车每天运行的费用大约1200元，一年学生在校按200天算，总共可以节约开支60余万元。

走教破解了现实难题、补齐了发展短板，也让陇城镇成为秦安县的教育“特区”。基于陇城教育园区走教的成功经验，2019年以来，秦安县先后筹资1.67亿元，在莲花、五营、安伏、王尹4个相对偏远的乡镇新建了4个教育园区，将“园区+走教”办学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。

新事物的探索完善仍需要一个漫长过程。在秦安县，如何挖掘做好“走教”这篇大文章，让“走教”惠及更多农村学生，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，也是每个园区人都在思考的课题。

王旭升就意识到，他在参与和见证走教给乡村学校带来的新变化的同时，也在承受着改革的阵痛。在他看来，他感受到的困惑也是秦安走教整体的困难之所在。

王旭升认为，掣肘“走教”模式长远发展的仍是“人”和“钱”两大因素”：一方面，陇城教育园区仍存在教师整体数量不足，教师走教任务多、担子重、专业不对口等问题;另一方面，教育、财政等部门对“走教”经费安排缺乏一个科学完善的保障制度，特别是在校车运行经费的划拨上。

当前，陇城教育园区的校车挂靠在后勤服务公司，运行经费(含油费、车辆保养维修费、司机工资等)采取统筹学区生均公用经费的办法来解决的“临时措施”，而这不符合义务教育经费使用的有关要求。此外，根据相关公车配备管理规定，学校、学区没有资格配备公车，“那现有的几辆校车损耗报废后，是否还有爱心企业捐赠新校车。”这些，王旭升心里都没有底。

在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采访时，秦安县教育局副局长袁岳平也表示，秦安农村学校“走教”模式确实存在一些机制性的难题，教育局曾多次上会讨论，积极寻求解决方案，并争取人社、财政等多部门的支持，力争在顶层设计上化解园区遇到的实际困难，逐步在秦安县实现“景变森林”的美好育人前景。

袁岳平说，作为这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主导者，今后，秦安县教育局还会继续探索“教育园区+走教”办学模式的新元素，努力做好乡村教育均衡发展的“孵化器”，将推进乡村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同推动乡村振兴进行有效衔接，助推学生享受到幸福的教育，也让教师享受到教育的幸福。

当前，以陇城教育园区为“样本”，秦安县新建的4个教育园区均已完成主体工程，将服务4镇99个行政村85所学校，受益群众14.5万余人、学生1.04万人。目前，天水市教育局也已制定相关方案推广农村教育园区办学模式，力争到2025年年底，在全市建成一批农村教育园区，并配合教育园区基础建设，实施质量连片提升工程，在乡镇域范围内组建起紧凑型和立体式“大学区”，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

“改革总会遇到困难和问题，但只要方向对了，人民群众有获益，就一定能克服眼前的困难。”王旭升满怀信心地说。( 马富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