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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诗究竟有什么用有人曾问叶嘉莹先生,当今这个时代,阅读诗词究竟有什么用呢?类似的问题,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也遇到过,她说自己因学生的功利化疑问而感到沮丧,而叶先生的回答是:“读诗的好处,就在于可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的活泼不死的心灵。”“我希望在幼小的生命成长的时候,就能够对于我们中国美好的文化传统,有一点点的感受,将来不管他是念经济、念商贸、念理工都可以,但是必须要有一个文化的根源,这对于他做人处事都会有相当的好处。” 无独有偶,1935年在美国首印的《吾国与吾民》一书中,林语堂先生也说:“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,……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,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。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,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;……平心而论,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,……依著者之见,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。” 当我们将眼光上溯到春秋时期,不难发现叶嘉莹和林语堂的说法其实都源于孔子。《论语·阳货篇》中有如是记录。子曰: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?《诗》,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所谓“《诗》,可以兴”中之“兴”,朱熹解释为“感发志意”,即《诗三百》可以给诵读者带来感性的触动、审美的体验,最终涵养启发读者的情感心灵。叶嘉莹先生反复提及的“兴发感动”,林语堂指出的“它教会人们静听雨打芭蕉的声音,欣赏村舍炊烟缕缕升起并与依恋于山腰的晚霞融为一体的景色,……教会人们用泛神论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,春则觉醒而欢悦;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,感受时光的有形流逝;秋则悲悼落叶;冬则‘雪中寻诗’。”毫无疑问都发轫于此,虽然他们所言的诗词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《诗经》这一部经典。 除了“感发”诵读者性情之外,孔子还提及《诗》的其他作用,也就是“观、群、怨”——诗的认识、教育及批判作用,它们和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这样的博物学功能,共同构建起孔子以《诗》为教的理论支柱。 在孔子的时代乃至之前,贵族燕享、接待宾客多诵《诗》言志,然而,彼时的《诗》之用,其实更偏向其本身表意含蓄而又丰富的“文学灵动性”,它是贵族标榜身份、达成外交目的的一种工具。正如钱穆先生所说:“《诗》至于孔门,遂成为教育工具,而非政治工具。至少其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更超于政治的意义与价值之上。”孔子对诗歌教化作用的推重,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对诗人的放逐完全不同。 正因如此,后世都推孔子为儒家“诗教”的创始人。《礼记·经解》云:“入其国,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,《诗》教也。”在礼崩乐坏的时代,孔子以《诗》教化弟子,其实是想把他们的性情引向“温柔敦厚”和“文质彬彬”,进而化民成俗,改变社会。 古代经典甚多,孔子为何偏偏援《诗》入教呢?答案恐怕要从这种文学样式最容易感发涵养人的性情之真上去寻找。众所周知,《诗》是押韵的,再加上句子当中诗人精心锤炼的叠字、联绵词、双声叠韵,以及重章叠句的“回旋结构”,诵诗者在吟诵时,很容易被朗朗上口的声音拉入诗境之中。而声音是很容易由耳入心,震荡灵魂的。明代郝敬说:“夫音声之道,自与性情通。歌咏所以养性情,歌《雅》者温良,歌《颂》者柔直。” 除声音外,随着诵读者进一步体会诗意、感受诗境,乃至用诗句抒情言志,《诗》更深层次的教化作用又进一步拓展开来。《论语·八佾》中,子夏问曰: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。何谓也?”子曰:“绘事后素。”曰:“礼后乎?”子曰:“起予者商也!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”孔子是以绘画作比喻,解释这首诗。也就是学习中要始终以仁为本,以礼为辅,无形当中,加深了子夏对孔门“仁之重要性”的体认。 当然,孔子教化弟子,不是只有“诗教”一种方法。《论语·泰伯》中记载,“子曰:兴于《诗》,立于礼,成于乐”。可见他不仅倚重于《诗》,同样倚重于“礼”与“乐”。前者重在启发性情之真,但情感本身容易泛滥失控,因此还需“立于礼”,借助礼的制约作用将性情导之以正。约束多了,人又容易不适,为减轻“礼”的规范约束带来的压制感,孔子又引入“乐”来平衡。 明代的王阳明深得诗教真意,他说:“古之教者,教以人伦。……今教童子,惟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。其栽培涵养之方,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,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,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。今人往往以歌诗、习礼为不切时务,此皆末俗庸鄙之见,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!” 这段话和孔子“温柔敦厚”“文质彬彬”、化民成俗、改变社会的教育目的如出一辙,方法上也是“歌诗以发其志意”,“习礼以肃其威仪”,最终完成以德性为主兼及人性、智识的人文教育。 明白此中关键则可知,如果我们阅读《诗经》时,只停留在挖掘其赋比兴手法、押韵与句式锤炼等文学表达手段的话,就错失了启发学生生命的诗教真意,而学生也会反复质疑,读诗究竟有什么用。 诗歌教学要讲究方法诗歌教育关系到学生心性的涵养,因此,教学中不能只停留在其文学手法的分析上,而是要兼顾其德性涵养及文学知识建构的双重价值。正如刘毓庆先生所言:“作为‘诗’,她传递的是先民心灵的信息;而作为‘经’,她则肩负着承传礼乐文化、构建精神家园的伟大使命。一部《诗经》学史,其价值并不在于对古老的‘抒怀诗集’的诠释,而在于她是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。……我们必须从《诗经》‘文学与伦理之凝合’的性质上来考虑问题,认识其经学与文学的双重价值与意义。” 价值及学习方向既明,我们就可以尝试创设一些《诗经》学习策略了。对大部分学生而言,诵读《诗经》原本,305首诗歌难度太大,也没必要。教育部推荐的余冠英先生的《诗经选》可以作为中小学生进入诗教世界的津梁,该书精选106首诗,又配有注释及畅达的译文,很方便初学者使用。选定文本后,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开展研习。 (一)诵诗与唱诗,声音价值的最大开发。 古代私塾及世家大族教授学生经典的方法并不复杂,其中最基础的一项就是熟读百遍。明代何伦在《何氏家规》中提出:“读书以百遍为度,务要反复熟嚼,方始出味。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,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,融会贯通,然后为得。如未精熟,再加百遍可也;仍要时时温习。”以机械重复来督促学生诵书的方法有效却失之残暴,时移世易,教育工作者有必要根据教育规律和学生心理、生理发展特点创造出新的经典诵读方法。 就小学而言,学生记忆力最好,研究能力弱,最简单的方法是制定诵诗考级制度。尤其是低段学生,可以挑出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篇目,在固定时间内开展背诵闯关,视完成情况授予小状元、举人、秀才等称号。小学高段的学生,已经具备一定自学或者研究能力了,可依据十五国风的名称,将学生分成“周南”“秦风”“郑风”小组,让各小组自发诵读、研习相对应部分的篇目,然后制作诵读或者诗歌新唱音频,在班级展示。复杂一点儿,也可以让他们轮流绘制黑板报,几轮下来,学生对于一些常见的诗篇就熟悉了。 朗诵或者新唱之外,还可以采用吟诵之法。和朗诵相比,这种哼唱的方式是按照古诗文节奏、韵律等规律来行腔。其有助记忆的价值早已为学者们揭示,这一点就不赘述了。 (二)跨学科视域下的研究性习得。 传统文化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应该如何选取,除结合学情,还应结合国家对创新型人才急剧需求的语境。从世界范围来看,教学内容、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正推动着全球教育的变革。为适应这种变化,《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(2022年版)》首次设置了跨学科学习任务群。所谓跨学科,是基于学科而又超越学科,在扎实学科教学的基础上主动跨界,立足某一学科去实现跨越,既可引导学科教学的纵深发展,又可引导学科教学扩展视野。以《诗经选》为例,完全可以从博物学(动物、植物)、历史学、民俗学、手工制作等角度,以寓教于乐的方式,引领学生亲近经典。 对初中学生来说,这种跨学科的方式最为有效。下面分别举例谈谈。 以博物学为例,可以打通生物、美术、地理、语文等学科畛域,从植物、动物等角度开展研究。比如《黍离》一篇,涉及的植物是“黍”和“稷”,《诗经》中常把黍、稷连称,周族的祖先称后稷,可见黍、稷在周代已是重要作物。前者是黄米,后者一说是高粱,一说也是另一种黍。《本草纲目》称黏者为黍,不黏者为稷。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植物的绘制(拍摄、截图),然后确定其科属、习性,用途,生产的地域——这就把美术、生物、地理等学科结合在了一起。在此基础上,引导他们思考为何“黍离之悲”,进行文学的迁移和德性的涵养。 《毛诗序》说:“《黍离》,闵宗周也。周大夫行役,至于宗周,过故宗庙宫室,尽为禾黍。闵周室之颠覆,彷徨不忍去,而作是诗也。”从地理环境上,此物适合生长在北方旱作区及盐碱较重灌区。可见周大夫经过西周镐京时,见宗庙宫室遗址,黍稷离离的场景有多么荒凉。进一步思考,黍稷的禾穗不像小麦、小米那样紧紧抱在一起,而是纷披离散的,作者以此物起兴,除了感伤景物苍凉外,恐怕还在暗喻王室离散、贤才远遁如黍穗之披离。 后世说起兴,就是以他物引起所咏之词,但借助《黍离》可知,诗人对起兴之物的选取绝不是随意的,真正的好诗往往兴中有比,意蕴丰厚。而“黍离”一词也因此成为历代文人感叹亡国触景生情时常用的典故。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对家国的浓厚情感,因为有爱,所以伤悲,就如闻一多先生所言:“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,爱他的祖国,爱他的人民。” 这样的诗教,就巧妙地将多学科融合在一起,同时又融入了诗歌兴发感动的功用,让学生明白爱国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自觉的精神传承。 至于民俗学,可以从民俗造物的角度,融合美术、手工制作等,让学生参考明代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,设计诗经文创;历史学方面,可以让他们查阅《左传》,融合文学、历史等知识,扩写《诗经》故事,比如《鄘风·载驰》中许穆夫人挽救故国的壮举。 总之,初中阶段的诗歌研读,不宜过深,但一定有趣有味,寓教于乐。 (三)专题探究下的深入研读。 学生进入高中阶段,已经具备良好的查阅资料、提取归纳整合的能力,此时阅读《诗经》完全可以超越《诗经选》,对305篇进行更高程度的探究整合。比较适用的方式是开展专题研究。 比如,《诗经》中的婚恋诗,《诗经》中的礼仪文化,《诗经》中的宴饮诗……教师要做的是,首先带领学生确定选题大致方向,然后指导他们选出代表性篇目,开展阅读,发现更为精准细致的研究切入点。 以《诗经》中的礼仪文化为例,涉及《鹿鸣》《伐木》《楚茨》等多首诗歌,教师要指导学生开展研读,这种研读不仅仅指向诗篇本身,还应涉及帮助学生把思考引向深入的辅助性材料,比如《〈诗经〉与宗周礼乐文明》《中国古代礼仪文明》等。这些书不能一股脑儿塞给学生,教师应择要印发或者推荐相关章节给学生,阅读完毕后,还要和该研究小组开展研讨,并借助过程性评价考察他们深入阅读的情况。 阅读告一段落后,学生研究小组要就《诗经》中的礼仪文化话题提出研究方向,比如“探究礼文化在君臣宴饮中的作用”,这就把大的话题切分为了小的方向——学会发现并聚焦问题,实在是当今学生很欠缺的一种能力。经由这种训练,学生不仅在阅读视野上更开阔,而且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会显著增强。 研究聚焦后,教师要进一步教导学生如何检索资料,整合信息,还要教他们撰写论文、摘要和提取关键词的基本要求……最终形成研究论文,在班级乃至更高平台上进行展示交流。 当然,在此过程中,教师一定要注意要求学生反复诵读作为研究样本的诗篇。撰写论文只是一种手段,真正重要的是将诗人的高贵情感、诗篇的教化价值种入学生内心。如此,才真正完成了以德性为主兼及人性、智识的人文教育。正如德国著名学者威廉·冯·洪堡所认为的,“人的真正目的,是使自身的各种力量构成一个最崇高最和谐的整体”。 我们读诗,乃至学习一切知识,目的都在于此。 (作者系北京景山学校教师,中国教育报2022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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