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段时间以来，各级部门出台了系列严格规范校外培训的治理政策和行动，较好地遏制了占坑班、超时超难培训、培训机构携款跑路等难题。然而，由于相当数量的中小学生依然在参加校外培训，切实减轻学生学习负担、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治理目标并未完全实现。校外培训不规范、挤占大量课余时间，其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实现家、校、社协同，特别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同。

校外培训屡禁不止，部分原因在于学校教育主阵地未能发挥好作用。资深教育家顾明远先生甚至惊呼：“培训机构正在代替学校”“不能任由培训机构‘绑架’学校。”学校教育作为教育主阵地，特别是知识教育主阵地功能有所弱化，从知识学习的时间、难度和环境营造上，向家庭教育和家长转嫁了太多压力。

一方面，学校教育的时间安排与家庭教育存在错位。下午3点半放学的政策设计，其初衷是让学生们获得充分的体育活动、自主学习和游戏的时间，而如果在职父母下午5点半下班，父母要接到孩子进行家庭教育，至少存在两个小时的时间空档。不少家庭为此不得不用“校外培训”来弥补。

另一方面，学校教育教学的难度和强度不适应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，特别是对学生的能力考察要求。随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，传统考试对学生知识记忆、重复和再现的考察，逐步被理解、记忆和综合运用能力所取代，而这显然需要学生花更多时间和精力，掌握更有效的学习方法，也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环境与基础设施要求。

比如，在运算知识的考察上，不再是简单的要求学生计算8+4=?的结果，而是通过情景来考察：“妈妈做了美味的蛋挞，小明吃掉了4个，还剩8个，请问妈妈一共做了多少个蛋挞?”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考察形式契合数学思维和数学运用能力的学习要求，是教育观念转变、教学方法和水平的提升。这其中，读懂题目、能理解每一个词语，也是对家庭教育的考察。小学一年级的儿童可能不认识“蛋挞”和“剩”的含义，这需要教师或家长读题、加强课后阅读来解决。

此外，部分家庭的知识教育配合能力弱，家长学历不高或工作繁忙。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校外培训，包括以“应试”导向为主的学科辅导培训。放下工作养不起孩子，拿起工作陪伴不了孩子，是不少城市家庭、留守儿童家庭的现实处境。一些家长即便努力兼顾子女的家庭教育，居家工作或把孩子带到工作场所看管，但因为子女没有独立的、安静的学习场所，面临明显的空间冲突。

就学校教育来说，部分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不够。“不允许在职在编教师参与有偿补课”的政策立意是为了遏制“课堂不教课外教”乱象。然而，由于教师队伍年龄结构、职称结构不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质量提升需求，部分年长、高职称临退休教师缺乏改革教学方法的积极性，中青年教师奋战在教学一线，收入受制于职称，评优的指标和名额也稀缺，使得部分师德有缺的教师“课堂不教课外教”。

此外，难免有部分学生跟不上学校正常教学进度，产生了“补差”的市场需求。江苏省某大型学科培训机构负责人预测道，在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的政策背景下，未来的校外培训市场将是个体教师作坊式培训，即以住所为教学空间，针对差学生开展补课培训，与大型培训机构并存，而中小型、欠规范运营的培训机构愈加难以生存。

校外培训屡禁不止，家长教育观念失之偏颇也是重要原因。比如，国家出台了关于发展体育、美育的系列政策文件，有的家庭就开始报跳绳班，一分钟跳120个，达到满分要求了还不满足，要求孩子一分钟跳到150个、160个、180个……一年级的孩子，钢琴考级三级甚至五级六级都不够，还要参加各类比赛……总之就是要“最厉害”“第一名”。更不要说是超前学、超难学，为此不惜投入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以上的培训费。父母的期待压制了孩子的自我期许与愿望，攀比、从众等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最终汇成校外培训洪流。

学校教育、校外培训和家庭教育并非泾渭分明，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规范校外培训重在推进家庭、学校和社会的协同，特别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协同。毕竟，是否选择、如何选择校外培训，终究依赖于家长的“理性”选择。如何让其真正理性，需要学校教育归位，也需要家庭教育归位，各在其位，协力育人，才能真正实现多样化的素质教育，也才能真正建立起高质量的教育体系。

(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专职副研究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