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探索进程中，上海纽约大学，绝对是一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学。

它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第一所中美合作举办的大学，并在短短几年时间里，建立起了自己的声望，吸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，毕业生的职业素养、学术能力，更是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可。

今年，上纽大将送走第四届毕业生。

上海纽约大学

这一切离不开它的掌舵人，上纽大首任校长俞立中。

自1990年回国，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、教授，再到历任上海师范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校长，俞立中已经在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中，奋斗了30年。

2012年，年过花甲的他，接过更具挑战性的一棒，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重新发力，耕种这块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。

外滩君曾在“上纽大创校”、“第一届毕业生毕业”等几个关键性的节点，采访过俞校长。

给外滩君留下深刻印象的，不仅是他的亲民气质，在谈及学生时流露出的自豪，还有他对教育的全局认识、他的高瞻远瞩。

他希望建立的，是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，而非仅凭几个数据的表面化评价。

他曾说，“中国的大学，要把自己放到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平台上面去考量和审视，以决定自己的走向。要去想世界高等教育未来走向会是怎么样的?去看看别人在做什么事情，也想想我们在做什么事情。”

俞立中在上纽大毕业典礼上

作为高等教育的向下延伸，俞立中对基础教育，同样有鞭辟入里的见解。

他曾打比方说，传统的中国教育大多像是灌满“一桶水”，用比较高的学习成绩标准来要求所有学生，反而弱化了个人素养与基本能力的培养。

造成这种现象，政府、学校、家长、社会都是有责任的，这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价值取向和判断的问题。

今天，在全球疫情和教育改革的双重影响下，如何应对其中的变与不变?

外滩君再次专访了俞立中校长，和他畅聊三小时，话题涵盖基础教育、高等教育、亲子教育话题以及留学趋势，其中不乏对家长、学生的建议和启发。

*注：为方便阅读，下文以第一人称呈现。

变革下的留学

1. 现阶段的留学趋势，不会有变化

疫情结束后的世界，会有怎样的变化?

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：

一种观点认为，等这段非常时期过去，世界会重回正常的轨道;

另一种观点较为悲观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，国际关系、经济全球化会出现全面倒退，疫情后可能会退回到另外一个世界。

在我看来，疫情后的世界，有变，也有不变。其中，不变的，就包括留学。

尽管疫情下的留学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世界各地的大学，到今年9月份也不一定能开学。疫情也许会在短时间内影响出国学习，但学生流动、出国留学的趋势不会有大的变化。

今天之所以出现留学热潮，有各种原因。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，家长对国内教育现状的不满意，或无法适应体制内的教育模式。所以，孩子从双语幼儿园、双语小学读下来，到最后自然而然地走留学这条路。

总体来说，现代教育体制，包括学校这一模式，其实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工业革命成果。提到更理想的教育，注重知识、技能、价值观全面发展的教育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西方教育。

这一观念、这一大的教育格局，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。

当然，未来中国教育的多元化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、以及留学地政策、学生择校观的变化，都会成为改变留学趋势的一个个因子。

2. 留学溢价，已经不存在了

今天走留学这条路，还值不值?

可以说，2000年初，留学回国可能在职场上非常有竞争力;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上，就很难讲了。

从纯粹的投入产出比来看，所谓的留学溢价，已经不存在了。

所以，“留学值不值”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，留学的目的是什么?想要获得什么?

如果只是想去镀金，回来更好地找工作，留学成本不一定收的回来。如果是希望拓宽视野，对世界的认识，对社会发展的理解，更加完整;对同一个问题，会有更多样化的思考，那就是“物有所值”。

毕竟这种经历，在一元文化背景下，是很难获得的。

中国孩子到国外学习，最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全球观，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多样化，有能力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、交流、合作，能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和挑战。它给孩子带来的，是一种全球竞争力。

上纽大图书馆

3.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不是跟着学校名气走

今天很多中国学生留学，十分重视大学排名，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，“如果进不了排名前50名的大学，基本就不用去了”。

如果一个人的人生，要靠学校牌子来支撑，这是很可悲的。

我们有一个学生，她是上海纽约大学第一届毕业生。因为对教育新理念、新技术感兴趣，工作三年后，她决定攻读研究生，并同时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和卡内基·梅隆大学的Offer。学生很纠结，来问我该怎么选?

我说，如果你只是希望得到一张藤校的文凭，就选前者;如果你想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就选卡内基·梅隆大学，因为它的现代教育技术领域更强。后来，她选择了后者。

我们还有一位学生，则是放弃了哈佛大学的Offer，选择去另一所大学深造。

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不是跟着学校名气走。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：

选择学校，不如选择专业;

选择专业，不如选择导师。

4. 出国前，先要有文化立足点

什么时候出国更合适?其实，本科阶段留学已经不算晚了，甚至等到读研、读博也可以。我不赞同高中之前，就送孩子到国外去。当然，这要看不同家庭的情况。

不管如何，想让孩子有更宽阔的全球视野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，那就是先要对自己的文化、自己的民族，有足够的认识。否则就容易迷失方向，搞不清楚自己是谁，从哪里来的，要往哪里去。

任何一种教育，一定先是本土化教育。把根扎好了，看世界才有立足点。

受疫情影响，很多国际考试取消，今年申请留学的学生，面对的不确定性更大，也更迷茫。

在此情况下，学生需要考虑的，不是研究哪所大学缺钱，哪所大学会降低门槛。在外界充满变数的情况下，我们更应该向内求：怎么去提高自己、去发展自己?提高自身竞争力才是王道。

如果把人生道路想得很功利化，整天琢磨什么地方机会多一点，实际上是背离了最基本的教育目标，而且会过得很痛苦，因为看到的，都是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

其实，疫情相当于给了大家一段沉淀期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，多写多思考：自己可以为疫情防控做点什么?怎么看待全世界都在承受的灾难?

与其迷茫焦虑，不如沉淀下来向内求。

变革下的教育观

1. 教育，还能改变命运吗?教育还能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?这个问题，要分别看待。

对某些孩子来讲，特别是农村地区、贫困地区的孩子，教育确实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。我这一代人的命运，就是高考改变的。如果没有恢复高考，被下放到农场劳作的我，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有衡水中学、毛坦厂中学这样的“高考工厂”。

我虽然不认同其教育理念，但是，通过高考改变命运，确实是很多孩子最好走的一条路，也是他们在现有条件下施展人生可能性的一种途径。

但是，对于那些发达地区、家庭条件不错的孩子来说，现有的经济物质条件，已经足够让他们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，在人生道路上也有更多选择。

教育对于这些孩子来说，已经不是改变命运的问题，而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，掌握内在的幸福。

这也体现在大学阶段的专业设置和专业选择上。

比如，美国大学本科中特有的博雅教育，更追求的是对一个完整的人的培养，而不只为了培养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。

同样，今天的大学专业选择也日渐多样化，曾经那些看似不那么好就业的专业，比如人类学、考古学等，也有越来越多感兴趣的孩子，投入其中。

2. 考试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一切为了考试

今天教育中的种种问题，不是教育本身能完全解决的，它是一个社会问题。

我知道很多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，都在努力做改革，尽可能从能力和素养上全面地培养学生。

但是，高考指挥棒在那里，大家都不敢走太远。在应试教育的大棒下，校长的想法再好，老师再努力，还是要顾及到，如何让学生在考试中获胜。

考试本身，并没有错，错的是一切为了考试结果，那就成了应试教育。一个孩子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为提高一分，要训练十几个小时，怎么可能让一个人得到各方面的发展?

不得不说，当下的教育中，欠缺的正是那些考试中反映不出来的能力和素养。

3. 家长，充其量是火箭助推器

比起学校教育，家庭更能影响一个孩子。

2019年有一个主题词是“焦虑”，家长焦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曾有一份面向家长的调查表，问“你在教育孩子上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?”很多家长填的是“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是对的。”的确，很多家长是被社会的焦虑氛围所裹挟，失去了自己的判断。

我认为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社会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太过一致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，无法接受孩子将来是一个普通人。

实际上，每个孩子首先是一个普通人，特别是在小的时候，不要给孩子明确的定位。至于长大了会成就什么样的事业，达到怎样的高度，最终落在内驱力这个“发动机”上，家长充其量只是“火箭的助推器”。

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，价值判断应该是多样化的。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，在不同意义上实现自己的价值。如果社会价值取向趋同，社会就不平衡了。

4. 可以有幸福的学习吗?

在今天这样的竞争环境下，孩子要不要超前学习，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?我认为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，那就是：孩子有没有为此感到痛苦?

比如在数学学习中，只要愿意熬时间、花功夫，都会在这门学科上有一定的进步，超过同龄人。但是，不同孩子的感受，却是不同的。

对数学感兴趣，或者说有点儿天赋的孩子，哪怕牺牲了眼前的快乐，最终他还是会觉得数学挺有意思的，并为自己的专研和付出感到兴奋。

但是，有的孩子却在父母的逼迫下，熬得很痛苦，到头来也没觉得有成就感，反而对数学更厌恶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
我们不能看到别的孩子在某门学科上学到什么深度了，就盲目跟风，而是应该先观察自己的孩子在这门学科上是否有天赋，他有没有学得很痛苦。

虽然说，学习不可能都是幸福的，它需要记忆和思考，但是学习的成果，却可以让孩子产生愉悦感。

家长应该更多鼓励孩子，让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，不断享受学习带来的成就感。

变革下的人才需求

1. 理性看待中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

今天，中国家长也应该逐渐转换观念，不是说提到国外的大学，国外的高等教育，就一定比国内的更好。我们不能将英美教育过于标签化，也不能把国际化教育等同于英美教育。

国际化教育实际上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，不单是中国向外国学习，而是中西方互通好的教育理念、方法。

就拿上海纽约大学来说，作为中国第一所中外合办大学，我们一方面在借鉴美国大学的经验，比如：

所有课堂采取互动讨论的主动学习模式;

更强调学生的实践环节;

注重批判性思维和人文精神的培养;

以及推迟专业选择时间等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在创新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。

以通识教育为例，我们现在的通识教育课程，并非对纽约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简单复制，而是将培养学生创新和创造力的课程，以及中国元素，融入到课程体系里，形成有自己特色的通识教育。

比如，“全球视野下的社会”(Global Perspectives on Society)这门必修的明星课程，我们自编“世界哲学精选”教材，在同一论题上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，在有关“人性”的主题里，选取墨子和Susan Wolf的文章作为对比;政治经济主题则选取了亚当·斯密、马克思、毛泽东等人的作品。

无论是阅读材料，还是课堂讨论内容，都和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中的设置，有很大区别。

但是，我们抓准了通识教育的核心，那就培养学生从不同文化、不同时代的视角去思考问题的思维能力，绝不是多学几门课而已。

此外，我们不仅提倡批判性思维的培养，还鼓励学生去创新和创造。

比如，我们开设了一系列跨学科的创新课程，交互媒体艺术、大数据融合等专业不仅深受学生喜欢，而且毕业生到了社会上有很大施展空间。这些课程也正在被纽约大学所借鉴。

明星课程“全球视野下的社会”

2. 站在更高层次，看高等教育改革创新

探索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：

一方面，是为了中国学生不出国，就能接受世界一流大学教育;

另一方面，也是为了让更多国际学生能够了解中国，成为世界和中国之间的纽带。

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中外合作办学。

每年，我们招收的国际学生中，都有一些学生，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，或是看好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，放弃了顶尖大学的录取，来中国求学。

我们有一位美国学生，他放弃哈佛等大学的offer选择了上纽大，还特地写了一封信给父母，解释自己为什对中国有向往。

原来，他小时候曾在院子里挖到一块唐朝时期的陶片，从此对远方的国度充满好奇;中学时，又遇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师，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，更激发了他来中国求学的愿望。

还有一位以色列的学生，在上纽大的四年里，深入了解了上海的各个方面，也看到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问题，做了一些研究。

她很喜欢中国，认为中国将会在国际事务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现在她在以色列创新署工作，成为中以创新园(上海)的以方联系人。

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中，需要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创新人才，也需要一大批真正了解中国，愿意搭建连接世界与中国纽带的各国青年。

未来，当我们的高等教育办得越来越好，一定会吸引更多优秀的国际学子。

交互媒体艺术课程

3. 学生真正的竞争力来自哪里?

今年，我们即将送走第四届毕业生。尽管上纽大还没有进入世界大学排名榜，但是我们的毕业生却是富有竞争力的。

从大学一年级开始，我们就开始在对学生进行相关的职业教育，帮助他们寻求职业发展的灵感，探索如何突破专业限制服务社会，明白自己的竞争力在哪里。

什么才是真正的竞争力?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。

我曾经跟企业老板聊，你们到底看中我们学生什么方面?回答是，“很多学生到我这里来，都会问，‘你要我干什么?’而你们的学生，则会主动说，‘我能干什么，我可以改变什么。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样有思想、有想法的学生，能真正为企业带来活力。“

除了有自己的想法，沟通能力，也很重要。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，关键在于怎么和人沟通。越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，与不同人沟通、交流、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意识，就会更强。

未来，跨文化沟通、交流和合作的能力，将是人才的核心竞争力之一。

还有很重要一点，常常会被忽视，那就是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问题。

你究竟是秉持积极的人生态度，还是悲观消极?在你看来，什么是有价值的，怎么去追求价值?这更是一个人的底层操作系统。

至于学校出身和排名，只是一块入职敲门砖。我相信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，这样的人才选拔标准，正在弱化。

未来，人自身的竞争力与核心价值，才是王牌。